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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叔璜《刘善本飞到延安之后》

发布日期:[2009-1-18]    共阅[3724]次

 

   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,蒋介石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,公然发动了全面内战。刚刚从日寇铁蹄下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,又陷入内战的深渊。但是,似乎历史有意安排了一个绝妙的讽刺,就在这一天,已经接到任蒋介石专机-美龄号机长调令的刘善本,却驾驶着B—24重型轰炸机起义,飞到了延安。

    当时,我们住在上海迪斯威路麦加里的国民党空军宿舍区。大女儿兰平才三岁,我又有了五六个月的身孕。同住的,还有善本的老母亲、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一大家子人住着一栋日本式的二层小楼。

    善本没有把起义的事告诉任何人,我们都蒙在鼓里。只记得出发前的那个晚上,他在老母亲的床前坐了很久。母亲一再催他早些去睡,他望着老人家花白的头发,叮嘱她多多保重身体,并悄悄地往枕头下塞了些钱。时间已经很晚了,我走出屋门,见他正一人坐在楼下客厅里沉思。我问他,他也没说什么。后来我们重逢时,他才告诉我,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,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决定告诉我。

    六月二十六日,善本驾机从成都起飞,到了延安。由于他利用恶劣天气作掩护,没有被地面部队发现。过了几天,我听他们飞行八大队的人猜测说,可能因为天气不好,飞机撞山了。心里非常难过,要真是那样,机毁人亡,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,我们这一家老小指望谁去呢?可我又不死心。美国顾问不是根本不相信吗?他们了解刘善本的飞行技术,说他绝不可能撞山,再说也没有发现飞机残骸或尸体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?我在心里作着种种猜测。

    七月二日晚,我刚打开收音机,忽然听到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传出来善本那熟悉的声音,我这颗已濒于绝望的心重新充满了希望。他还活着!原来他为了反对内战,投奔共产党,到了延安。“共产党”、“延安”,这对我来说,并不感到陌生。三十年代中期,我在四川丰都的适存中学上初中,我的语文老师朱洋怀就是共产党员。我的许多同学先后去了延安。

    一九四二年,我和善本结婚后住在兰州。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,国民党空军的任务就成了驾飞机跑警报。当时我们也看清了,真正打日本救中国的是共产党。善本曾和杜道时、李鑫淼等几位密友议定,我们先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,然后去延安参加抗战。当李鑫淼永去接头时,办事处的负责同志(伍修权)赞扬了这种抗战热情,又说,现在正值国共合作,统一抗战时期,如果你们起义后,国民党坚持向我们要人,那会对你们的生命安全不利。只要一心抗日,在哪边都一样。当时的起义计划就这样放弃了。四年后,善本终于到了延安。

    这天夜里,我听了广播之后思绪万千,心情很不平静。凌晨三四点钟,正在似睡非睡之中,忽然听见有人在叫后门。我问是谁,门外答说是来拖垃圾的。我的心中有些诧异,怎么今天这么早就来拖垃圾了?但我还是起床去开了门,一开门,这个清道夫就递给我一封电报,一面告诉我:“刘先生已经平安到达延安。我是来接你们的,现在附近都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,走不出去。你们上午九点整在北四川路老八字路口等我。”说完,他就匆匆走了。

    可是,还没有吃早饭,汤恩伯的部队就包围了我们家,全家人都被一个盯一个的看起来,他们抄走了所有写着人名、地址和电话的小本子。然后留下了四个带着手枪的特务日夜看管我们。随后,八大队的队长王世锋到我家来对我进行反复盘问,并声色俱厉地说:“你不告诉我也不要紧,你听着,上面让把你明天送到南京,看你到了那儿再嘴硬。”因为我已经听了广播,又接到电报,心里有底,此时见他气势汹汹的样子,我很生气,就对他说:“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他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是你叫他走的,是你提供的交通工具,要不他想走也走不了。你送我到南京去,我就这么说,我还要向你要人呢。”王一听就慌了,他越着急,我越一口咬定是他让刘善本走的。结果到了晚上,又说不送我去南京了。后来,南京来人审我,不管他们说什么,我都是一问三不知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问,空军司令部派来四个武装士兵接接替了警备司令部的特务。每隔十天半个月,上海空军司令部就要来人盘问我:有什么人到过你家?刘善本有没有消息?有时,也有些不穿军装的女特务来花言巧语一番,想从我嘴里套出他们需要的情况来。

    善本起义后,国民党立即停发薪饷,我们一家老小生活无着。善本的一些老同学和同事同情我们,大家凑份子为我们捐了一笔生活费。我怕连累他们,再说上海物价飞涨,谁家生活也不宽裕,便说娘家会给生活费,请他们别再费心了。其实我心中也很不踏实,六七张等吃的嘴,加上即将出世的孩子,我用什么来维持生活呢?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我伸出了温暖的双手。后来我才知道,善本一到延安就提出通过广播讲话,向全国发表退出内战的声明,并动员国民党官兵象自已一样,认清:光明与黑暗,跳出内战旋涡。但是,顾及到仍在蒋管区的我们,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,告诉他已经和上海进行了联系,周副主席在亲自指挥营救亲属的工作,让他一周后再发表广播讲话。但由于时局恶劣,国民党蒋介石又造出种种谣言,在善本的一再要求下,提前一天广播了。当时,周恩来、邓颖超作为中共谈判代表,经常住来于上海、南京之间。在上海,就住在马斯南路。善本起义后,每隔一段时间,总有地下党派来的同志看望我们,传递消息,送生活费。虽然我至今也不知道许多同志的姓名,但他们的出色工作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,四条“黄狗”日夜看管着我们,企图“放长线,钓大鱼。”我的行动很不自由,每一个来找我的人,也都要受到特务的盘问。但是,地下党的同志们也很有办法: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,领着个五六岁的孩子,讲一口四川话,特务问她,她说是我的表姐,特务不得不信;一对青年夫妇来看我,自称是我的亲戚,特务也没有发现破绽;一天,兰平在门口玩,一下子跌倒了叫妈妈,我从客厅跑出来扶她,这时,一位邮递员模样的人走过来。说:“刘太太,你的信。”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信封,里面硬邦邦、沉甸甸的。我会意了,赶紧放在怀里,抱起孩子回到屋里,打开信封一看,里面装的是亮闪闪的十根金条;离我家不远有个菜市场,有一次,我说要去买菜,一个特务讨好地说:“我替你抱孩子吧。”便抱了兰平紧紧跟在我后面。菜市场里人很多,我挤来挤去,买了一篮子菜回到家,当我把菜一样一样取出来后,忽然发现篮子底下有好大一叠钞票。……

    十月间,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,我的心头,却乎添了几丝愁绪。第二天醒来,我躺在病床上思忖,如何对付这笔对我来说算是昂贵的住院费。正想着,病房的门开了,走进一位细高个,眉目清秀的女子,她走到我床边交给我一个小包:“刘太太,这是你的住院费。”我觉得她简直就象是仙女下凡,特地来解我燃眉之急。一时间,我感激得声谢谢也忘了说。她放上钱,就悄然离去了。

    八月里的一天,一位记者模样的人走进我家,他个子不高,那天天气很好,但他手上却拿了件雨衣似乎遮挡着什么。他进了客厅,问善本的妹妹:小姑娘,刘太太在家吗?霁虹答道在楼上。我闻声出,他刚跟我轻轻说了一句:党组织派我来慰问你们……”四条“黄狗”中的一个走过来,当头就问他是干什么的。这位同志从容地拿出名片说:“听说有个飞行员到延安去了,上头叫我来调查调查。”特务问:“你为什么不去空军司令部,又不去机场,偏偏到这里来采访?”他说:“我马上就要去司令部。”这么说着,他们两个人一起出了我家客厅。我不放心,也跟着他们到了门口。汽车就停在马路对面,那位同志上了车,把车门关上,可特务说要跟他一起走,死死抓住车门不放。这时,司机一踩油门,汽车飞快地开走了,把这条狗甩在一边,他从地下爬起来,气急败坏地跑来问我:“刚才走的是什么人?”我说:“不知道,他跟我讲话的时候,你不是也在场吗。你问我,我问谁去呀?”:这位地下工作者是张建良同志。

    来人中也有我以前认识的,那就是聂岳撼同志。他原在兰州空军当报务员,当时和我们有过来往。后来他去了延安,现在被党派出来打入国民党部队,在四十七军当情报人员。盛夏的一天,他身着全副美式军装来到我家。他送给兰平一辆玩具汽车,又给了我一些钱作为生活费用。后来我回到四川老家,他也随四十七军调防到丰都。一九四九年夏,他因暴露了身份,要立即离开丰都。我让他穿上我父亲的长袍,摘下我的一对金手镯,和二十块银元一起交给他,帮助他当晚离开丰都脱了险。

    在上海的那段日里,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数“蔡梅影”女士。她也是善本起义后在我家出现的那些人中的一位。这天,一辆国民党空军的吉普车在我家门口停住,从车里走出一位女士,只见她高高的身材,短短的头发,身穿湘云纱旗袍,手拎一个黑提包,使人觉得气宇不凡。特务们认得车牌,见此人来头不小,她刚一进客厅,四条狗便都站起身,毕恭毕敬地立正,注视着来人。这位女士高声问道:人呢?狗子回答:在楼上。她便向楼上走来。一个特务似乎有些不放心,低着头小心地跟在她后面。她一见我,就厉声训斥起来。说了几句,她转头叫那特务下去,他也真的乖乖地退出去了。我以为又是不盘问我的国民党特务,便照旧冷淡地转过去,准备一言不发。她走到我身边,悄声告诉我:“我叫蔡梅影,会经常来看你,家里有什么困难,我可以帮忙。”谈话间,她不时故意提高嗓门,粗声大气地训斥我几句,好让楼下那几条竖着耳朵的狗听。果然,蔡女士以后又来过好几次,除了给我送生活费,还带了善本的亲笔信。看到那熟悉的字体,新切的话语,我很激动。对于我来说,这是多么巨大的安慰和鼓励啊。信看完了,我抬起头,感激地望着蔡女士。她会心地笑了,把信接过来,装作吸烟,划根火柴烧掉。

    十一月间,国共谈判破裂,中共代表团要撤回延安。蔡女士特地来和我商量,由于国民党规定,代表团不许多走一人,也不准少走一人,看来我们不能直接去解放区,最好先离开上海回老家,然后找机会去延安。我也觉得这样好。她又说,孩子目标小,可以设法让兰平跟代表团先去延安。但那时兰平还不到四岁,从来没有离开过我,一时哄不动她跟蔡姨去,这个计划也只得放弃了。

    我遵照组织的安排,借口上海物价昂贵,又没有生活来源,请善本的老同学、上海空军司令王淑铭吃饭,说情让我们回老家。情面总算是给了点,只是不许我跟善本的家人回山东(那里离解放区很近),我一定要走的话,只能回四川娘家。我变卖了家具,凑足路费,送善本的母亲和弟妹五人上了路。我带着两个女儿,在武装押送下回到四川丰都县。

    到丰都后不久,当地的党组织就和我接上了头。虽然我一时还不能与善本团聚,但通过地下党的转送,我们每年总有两三次的书信来往。四川一解放,我们一家就在组织的帮助下,终于重新团圆了。

    一九五六年,我们已经调到北京工作。一次观看文艺演出,我们正好坐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后面。邓大姐告诉我们:“施剑翘来信问,你们现在有几个小宝宝了?”我很奇怪说:“我不认识施剑翘呀。”邓大姐笑了,提醒我:“你在上海时,有个身材高大的女同志去看你……”我连忙说:“她不是叫蔡梅影吗?”

    周总理说:“那是化名,她真名叫施剑翘,就是那个枪杀孙传芳的女中豪杰。”听了这话我才恍然大悟,怪不得我几经打听也找不到蔡梅影这个人。

    ——摘自1985年5月《人民政协报》  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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